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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 盖碗儿 成都 1988
盖碗儿 成都 1988

陈锦 功夫 成都 1994
功夫 成都 1994

四川茶铺
陈锦/文图
楔子

四川人喜欢喝茶,喝茶得进茶铺,茶铺遍布于四川的每一个犄角旮旯。
多年前回灌县(今四川省的都江堰市)老家,跟随素有坐茶铺瘾癖的幺外公喝过一次早茶。雄鸡刚一打鸣,幺外公便唤醒了酣睡中的我,来到距家仅百米开外一座临街的茶铺。天色尚黑,街灯昏黄,行人稀疏,但茶铺里却已是沸沸扬扬——喊堂的,问早的,茶船茶盖稀里哗啦的,浑然一片,仿佛全城人一天的生活从这里热热闹闹开始了。茶客之间一阵例行的寒暄之后,幺外公拣了“亘古不变”属于自己的椅子坐下来(老茶客都有了固定的座位),泡上盖碗茶,在东方既白的清晨,他那一动不动的身影就像是一尊朦胧的雕像。幺外公向来少言寡语,常常会这样静静地、心如止水般,在茶铺里坐上一整天,有时甚至连饭都忘记回家吃。此刻,从他沉迷的眼神中,我分明感觉到平日间少有显现、只有坐茶铺才流露无遗的对现实人生极大的满足。这次喝早茶的经历让我对茶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时间地估摸着:是什么原因让幺外公如此迷恋茶铺?

“走,口子上坐茶铺子!”

过去在四川,卖饭的地方叫饭铺,售酒的地方叫酒铺,打酱醋油盐的地方叫干杂铺,还有药铺、当铺、铁匠铺、棺材铺……,喝茶的地方自然就称作茶铺。不同的地区或环境中,也会有茶馆、茶楼、茶坊、茶肆、茶园、茶社、茶室等称谓,但民间最普遍的还是叫茶铺。走在大街小巷常听人呼唤:“走,口子上坐茶铺子!” 这里的“茶铺子”往往不是特指某一饮茶场所,而是一种统称,更是一个约定俗成、极具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因此,“茶铺”一词概括了饮茶场所的各种称谓,又让人感觉亲切,具有浓重的“川味”。

“自秦人取蜀始有茗饮之事”

说起茶铺就不能不首先说到茶。茶与咖啡、可可并称为世界的三大饮料。
中国是茶的故乡。以大娄山和横断山脉为主体的云贵高原,以及江河纵横的巴蜀地区是茶叶的原产地。
《神农本草经》中有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古代“荼”与“茶”字通,说的是茶可以解毒,远古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茶的药用功效。
晋代史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早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巴蜀人已经将茶叶作为稀世珍品进贡给周武王了。在所列“贡单” 中特别提到:“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 其中作为贡品的茶叶,已非是采自深山野岭的野茶,而是经人工栽培的园中“香茗” 。
战国以前,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当时的巴蜀同诸侯各国的交往甚少。直到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兵灭了巴蜀后,才将四川独有的茶的种植和饮用的习俗带往了中原大地。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茶最早的进入人们的生活,非四川莫属。
西汉蜀中的文章大家王褒,在一篇规定仆僮日常工作的《僮约》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华阳国志》也提到:“自西汉至晋,二百年间,涪陵、什邡、南安、武阳皆出名茶。”这“武阳”便是现今四川省彭山县的江口镇,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了买卖茶叶的集市。
还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茶人”,几乎都是巴蜀人,而且还都是大文化人。譬如被誉为“才高名隽”的王褒,字子渊,是蜀中汉赋四大家之一,官至谏议大夫。提起汉赋,蜀人司马相如和杨雄更是光耀古今,前者著《凡将篇》从药理方面讲到茶,后者有《方言》从语言角度分析茶,想必都对茶事有相当的研究。
川茶的历史悠久,品类丰富,唐代时出产名茶的就有八处之多:“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扬村,绵州之善目,利州之罗村。”其中雅州的蒙顶山被称为“仙茶故乡”,相传西汉时一个叫吴理真的农民开始在蒙顶山上植茶,蒙顶茶自唐代一直作为贡品进献历朝的皇帝老儿。被誉为“茶圣”的陆羽,在其茶学名著《茶经》中品评天下名茶时称:“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甚至“蒙山”成为了名茶的代名词,受到后世知茶、爱茶人的推崇景仰。如“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白居易),“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尊”(宋•文同),以及“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等诗句,已然是千古传唱。
由此可见,四川作为茶叶的原产地之一,名茶辈出。有文字可考的对茶叶的利用,以及最早的人工植茶,茶叶成为商品在集市上买卖等,也最早始于四川。
茶与四川以及四川人的渊源可谓深矣。

一市居民半茶客

当然,有了茶,有了好茶,只是为茶铺的出现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翻开中国的饮茶史,从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发现茶的药用功效,到茶作为饮品进入世俗生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贵族化而文人化并终于大众化、平民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也是饮茶功能从单纯的生理需求向着更广泛深沉的精神需求的延伸。人们通过饮茶,不仅能够醒脑益智,而且充分体验到明心鉴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 理想境界相吻合。茶铺,就是为了满足更多人的生理和精神的需求应运而生的饮茶场所,也是饮茶方式大众化、平民化的产物。
那么,茶铺究竟产于生何时?至少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其准确的年代。西晋张孟扬《登成都白菟楼》诗中写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不知他笔下的“白菟楼”,是否就是专供世人饮茶的茶楼?
从史籍的片言只语中我们试着推断,茶铺的出现大约始于唐代。
盛唐时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饮茶之风普及于世。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述,当时“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 到了宋代,城镇繁兴,市民队伍日益壮大,市井茶铺更以空前的规模进入人们的生活。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京都汴梁封丘门外马行街,坊巷纵横,院落数万,“各有茶坊酒店”;朱雀门外街东西两侧,“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清代是茶铺最为普及的时期,四川的茶铺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分布于市井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据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载,当时省城成都市的街巷有516条,茶铺则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铺;到了民国,人口不足60万的成都,有茶铺599家(1935年《新新新闻报》统计),每天大约12万人坐茶铺,更有“一市居民半茶客” 的说法。及至今日,成都的茶铺数量发展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几年前《成都商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目前成都营业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中高档茶楼有3500多家,仅‘竹叶青’茶(产自四川峨眉山的名茶)一项的年采购金额就在1500万元以上……。”这个数字据说来源于工商部门的统计,差距当不会太大。而这仅仅是有一定规模和上了一定档次的“大茶楼”,那些多如牛毛的街边路头的小茶铺应该几倍于“大茶楼”,两相加起来岂不是数以万计?在中国的这个西南部的内陆城市里,好茶人之多,茶铺密度之大,堪称天下第一!
其实,一座城镇中茶铺的多少并不由这座城镇的人口数量所决定,甚至与这座城镇的经济状况也无必然的因果关系。首都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说起历史上的茶铺,仅存于老北京人的记忆中。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曾说:二十世四十年代的北京(当时叫“北平” ),“有茶楼,可是不普及,也不够热闹的” 。小说家老舍先生著《茶馆》,借特定的饮茶场所描写清末民初时北京城的世俗生活,使得北京的茶馆名满天下,如今北京城里的茶馆,多半是借了老舍先生的光,以“京味”文化为楔头招揽观光客的综合性消费场所,喝不喝茶倒在其次。江南以及相临的苏皖、湘赣地区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产茶区,数得上的名茶有不少出自该地,如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君山银针、庐山云雾、黄山毛峰等等,当地人知茶爱茶更会品茶,若说到茶铺,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清代的杭州、苏州,民国时的上海,都有不少著名的茶坊、茶楼),但后来却远远不及内陆的成都那么深入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沿海的闽粤,不仅产茶,制茶喝茶的功夫更自成一格,闻名遐迩的“功夫茶” ,就是融思想、礼仪、沏泡技艺、巡茶艺术、评品质量为一体的完整的茶艺形式,是精神与物质的高度统一。尽管闽粤人讲究茶饮,却很少有单纯为喝一杯茶而上茶楼的习惯,所谓“吃早茶”,也是以吃点心为主,喝茶为辅,绝不像四川的茶铺是只管售茶水的。因此,茶铺的兴衰多寡,一定是与该地老百姓的生活习俗有关,与该社会的整体文化心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谁坐成都都不久”

四川自古称“天府之国” 。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富甲一方,人们不需要太多付出,便可以获得基本的温饱。所谓“饱懒饿新鲜”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中,极容易养成苟安知足、散漫闲适的生活习性。曾经有人类学家做过比较,认为北方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比较艰苦,为了生存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在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抗争中练就成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生活习性,具有强壮的体魄以及御临天下的磅礴气度,因而中国历史上那些雄才大略的帝王将相和“悲歌慷慨之士” 多出自北方;南方人则不同,他们受大自然的恩惠,习惯于依赖优越的环境赐予,在一片灵山秀水的包裹下逐渐养成了相对温和、柔弱的性格和贪图安逸、保守知足的生活习性,历史上的川西平原,正是这样一个富庶繁荣的温柔之乡。过去陕甘地区流行一种说法叫“少不入川”,是警示那些初离家园、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小心坠入四川这个“安乐窝”,消磨掉意志,泯灭了进争之心。《锦城竹枝词》也唱道:“‘锦官城’ 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君莫作‘锦城’ 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客居成都的文化人,在回顾历史时得出过“谁坐成都都不久” 的结论,并描述道:“……成都的大椅,谁也没有坐长久。成都不能久坐的缘故,不是地方不吉利,乃是成都及其周围都太好,谁都视为乐土,不愿再抖擞精神干了。”(薛绍铭《成都的印象》)的确,四川是个好地方,优越的四川人在优裕的生活中,少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却多了一份乐天率性的闲情逸致。凭了这份闲情逸致,泡泡茶铺,成为他们追求的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过去成都还流行过“三多”的说法,即闲人多、茶铺多、厕所多,此传统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俨然成为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景!

“所差者,只是长长一声感叹!”

这些年,我无论是去外地公干或旅游,还是在川内各州县行走,都特别关注当地茶铺茶楼的情形,自然就会有一番比较,希望找到家乡的茶铺与别处的不同。其实早在六、七十年前,成都籍作家李劼人,在论及成渝两地茶铺的异同时,就曾通过对两地茶铺桌椅板凳的比较,诠释其不同的人文风俗。比如重庆,向来以“山高水险” 著称,一般人的动态脾性多急遽火爆,因而重庆的茶铺,大都设高方桌,高条凳,很似家户人家中的饭桌凳,光是一看,就深感一种无言的禁令:此处只为吃茶而设,不许找舒服、混光阴!成都则又不同,成都人的懒散是出了名的,近乎“随时随地找舒服” ,因此“成都人的坐茶馆,虽与重庆人的理由一样,然而他喜爱的则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虽不一定是竹椅,总多半是竹椅变化出来,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座具。……如此一坐下来,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长长一声感叹” (《李劼人说成都》曾智中、尤德彦编)。
说到茶铺的桌椅板凳,四川各地也不一而足。成都茶铺用的是小方桌和有扶手有靠背的竹椅子,高矮适中,茶客坐在竹椅里无须起身,稍一伸手便可以从茶桌上端起茶碗送至嘴边;从成都往南,眉州、乐山一带的茶铺,也是小方桌,但竹椅无扶手且矮,久坐之后须伸伸腰腹,踢踢腿,否则有拳困怠倦之感;成都往东,靠近低山浅丘的地方,茶铺的桌椅与重庆的高桌条凳相仿,感觉不那么舒服了;沿着大江大河边还有坐躺椅(俗称“马架子”)的茶铺,比如一些码头上专供往来商旅休憩候船的茶座,一排排的躺椅,躺在上面打瞌睡还不错,喝茶则不便,一俯一仰地端茶杯,够累的!

吃盖碗茶

再说茶具,一地自有一地的讲究。比如福建、广东地方以喝半发酵茶、红茶为主,烹茶多用砂陶器具,不仅外观古朴雅致,且器质疏透易于发散,久贮而茶味不馊;江浙一带的人以喝绿茶为主,用玻璃杯等透明器具盛之,可观其汤色,赏其叶形……。在四川,茶铺喝茶兴用盖碗儿,又叫“吃盖碗茶”。这盖碗儿茶具是由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组成,据说其设计理念来自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资暇录》记载,唐代西川节度史兼成都府尹崔宁的小女饮茶时怕茶杯烫手,便将茶杯置于一小木盘上,用蜡将茶杯与木盘相连以免翻落,后又改进为以漆环代蜡固定茶杯,效果甚佳。这托着茶杯的小木盘被崔宁名为“茶托子” ,经后世的演变改造便成为现在的茶船。三件头盖碗儿茶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成都老报人车辐先生曾作过如下概括:“一、碗口敞大成漏斗形,敞大便于掺入开水,底小便于凝聚茶叶;二、茶盖可以滤动浮泛的茶叶,浓淡随心,盖上它可以保暖;三是茶船子承受茶盖与茶碗,如载水之舟,也可平稳地托举,从茶桌上端起进嘴,茶船还在于避免烫手”(《成都人吃茶》)。这真是称得上作为地道老茶客的车辐先生集数十载泡茶铺的经验之谈。另外,三件头盖碗儿还可以派上这样的用途:在茶铺吃茶时假若你要去厕所,或者办事情暂时离开,甚至回家吃饭耽搁,便将茶船子从茶碗下取出置于坐椅之上,成为一种记号,提示堂倌和后来的茶客:此处有人,请留座留茶!

“谈三花”

作为茶叶的出产地,传统四川人却大多习惯喝花茶而非绿茶。走进四川的茶铺,柜台前悬挂的粉牌上分明地写着“锦城露芽”、“峨眉毛峰”、“龙都香茗”、“明前郁露”、“碧潭飘雪”等,无一不是拌合着茉莉花瓣薰制而成的花茶。过去在成都,茉莉花茶按等级分优劣,一至七级,两端加上特级与花末共有九个等级,其中三级花茶“性价比”最高,适合经济不太宽裕的普通市民饮茶消费,一般茶铺都将其作为了主打。后来“三花”几乎成为了茶叶的代名词,坐茶铺还因此被称之为“谈三花”。
四川人喜欢喝花茶,但花茶的发明又并非出自四川。从历史看,江南地区宋代便开始了花茶的制作。据南宋赵希鹄编纂的《调燮类编》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量茶叶多少,摘花为伴。花多则太香,花少则欠香而不尽美,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 到了明代,花茶的制作技术更趋成熟,花色品种也更加丰富。明人朱权在《茶谱》中记录了一种“薰香花法”:“百花有香者皆可,当花盛开时,以纸糊竹笼两膈,上层置茶,下层置花,宜密封固,经宿开换花。如此数日,其茶自有香味可爱。” 这还是一种较原始的制作技巧,充分利用了茶叶对气味强大的吸附性,可制作出不同香味的花茶来。不过,早期花茶的制作大多是文人士大夫们别出心裁的清玩,属自制自娱性质,谈不上什么规模。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期,苏州开始大量生产茉莉花茶,作为商品销往全国各地。
过去,花茶主要的销售市场还是在北方地区,北京人至今仍保持着喜欢饮用花茶的传统。据清人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记述:“京师人又喜以兰蕙、茉莉、玫瑰薰袭成芳者,渐亦通于海内,唯吴越专尚新茶,不嗜花薰,因是出产之地,易得嫩叶耳。”由于地理气候的原因,茶叶多产自南方,因保存与运输问题,北方人很难喝到新鲜绿茶。而茶叶一旦采摘后不及时饮用,会逐渐变陈,缺少了嫩茶的鲜味。若将其薰制成花茶,以花的香气压住茶的陈味,既有了花香又不失茶味,再销往遥远的北方,北方人饮用花茶的习惯大概由此得以形成及沿袭。不过,传统茶文化并没有给予花茶好的脸色,一些 “正宗”的茶人固执地认为,茶叶中若加进了花香,必夺去茶的真味,沾染上“俗媚之气”,有辱于茶饮的儒雅之风。北方人吃花茶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远离了茶叶的出产之地。四川人生活在传统产茶区,而且历来就产好绿茶,却也对花茶情有独钟,总是会有些来头吧?
前面提到,四川的茶铺在清代得以大规模的发展,尤其清中晚期,茶铺的民间普及率极高,以至于坐茶铺成为大多数四川人追求的生活时尚。这与四川特定的地域环境,四川人的生活习性和社会文化心理等有关。但同时,是不是还与特定历史阶段外来因素的影响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呢?譬如来自于京城北京的“旗人文化” 。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创立了兵农一体化的八旗制度,致使散兵游勇似的满州人被很好地组织起来,激发出空前高涨的民族凝聚力,挥师入关,所向披靡,建立了战功显赫、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为了确保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共八部分满族人被分派往全国各核心地带镇守居住,这些人被无限高贵地称作“旗人”或“八旗子弟”。自旗人入关后的数百年间,作为统治者享有着各种特权,丰厚的待遇、优越的生活,逐渐消磨掉往日峥嵘岁月里的勃勃英气,满洲人的那种骁勇骑射的草原野性也慢慢地荡然无存了。巴尔扎克认为,是无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风雅生活。那些整日整年陶醉在繁缛礼节和声色犬马中的旗人,在纵情于生活的艺术里培育出精巧雅致、温和适度、悠闲气派的旗人文化。“提鸟笼,曳长裙,斗蝈蝈,坐茶馆” ,是对旗人生活的最形象的写照,这一点老舍先生的力作《茶馆》中,描绘得淋漓尽致。因此,所谓“旗人文化” ,便是中晚清时期特权阶级奉行享乐主义的贵族化产物。
清代的四川当然也是旗人的天下,驻扎在成都的旗人还于康熙年间修筑了一座专供自已居住的城中城——满城(也称“少城”)。旗人们从京师搬来了家眷,也携来了富裕闲雅的旗人文化,这种文化所追求的闲散享乐正好对了四川人的脾胃,与四川人固有的苟安知足、散漫闲适的生活习性一拍即合。就省城成都来说,地处盆地中心,老百姓的生活享有天时地利,还算过得有滋有味。因受环境所限,与外界接触尚少,缓慢自闭的生活节奏使得整个社会沉寂如一潭死水,稍有一丁点儿新鲜事,都会在这潭死水之上带起些微涟漪。由于历史上“移民文化”的影响,成都人的性情中有天真率直、超然独立的一面,但绝无排外的恶习,甚至赶潮流、追时尚还成为了成都人的一项“优良传统” ,尤其面对来自封建皇权制度中心北京城的玩艺儿,无不群起而效仿之。因此,旗人文化中“遛鸟、吃茶、侃大山” 等生活作派,自然会对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社会风气产生巨大的影响。京师的旗人喜欢泡茶馆,四川人也爱坐茶铺;京师的旗人好侃大山,四川人讲究摆龙门阵;京师的旗人吃茶就吃个花茶,四川人也喜欢花茶,四川的茶铺当然也以销售花茶为主。不过,四川人喜欢吃花茶与“旗人文化” 扯上了关系,看似是我个人的臆断,但二者之间有如此之多的相近相似,想必不会是巧合吧!
其实,在中国饮茶史上传统花茶之所以地位不高,还跟制作花茶的茶叶品质有一定关系。大家知道,传统花茶中以茉莉花茶最为普遍,被南北老百姓所认同。作为花茶制作的辅料茉莉花多产自每年农历的五、六月间,而该季节采摘的茶叶属夏茶,当然不及清明前后的嫩芽那么鲜香味醇。为什么绿茶非得要春茶为上品,自然是季节气候和产量决定了的,因此价格也较高,非普遍百姓所能享用。而五、六月间的夏茶产量较大,加之夏茶味老经泡,价格也贱,制作成花茶销售更为追求实惠的大众所接受。如果说早期花茶制作纯属文人士大夫们的清玩,但因其花茶自身的特性,经批量生产后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式大众饮料,这一点在咱们四川的茶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对茶品的要求也不断变化,花茶作为一个被四川人广泛认同的茶饮品种,为什么不可以在制作上有所改进,让大家从花茶中既能够品味着春茶的鲜醇,又可以嗅到茉莉花的清香呢?前些年四川的茶人经过不懈努力,研发出用春茶制作的茉莉花茶,彻底改变了传统花茶的品味。他们将头年的茉莉花用现代方法保鲜贮藏,待来年春茶上市时以上等之嫩芽配合精选之茉莉花蕾薰制成了全新的花茶品种。这种新品花茶冲泡出来叶型齐整挺拔、汤色清碧剔透,几许雪片般的茉莉花瓣飘浮其上,给人以味觉嗅觉和视觉的全方位享受,因而还得了一个诗意盎然的雅名:“碧潭飘雪”。

河水香茶

古人说:“器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还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次纾《茶疏》)。可见有了好茶和好的茶具,还要有上等的水,才可以沏出好茶来。其实,古人对水的看重还不完全因为好水才能沏出好茶,更因为在他们看来,水是生命之源,水中有“道”。庄子在《天道》中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水是有灵性之物。所以,好茶必配好水,方可作灵魂之饮。据传,乾隆皇帝是个喝茶的行家里手,他要求沏茶的水必定是北京的玉泉水。作为半个旗人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述了栊翠庵的尼姑妙玉,竟收取梅花上的积雪,贮藏于地下五年,方取出煮沸沏茶,可谓对水的要求讲究至极。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总结了沏茶用水的标准:“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所谓山水便是指无任何人为污染的玲珑山泉,可用清、活、轻、甘、洌五字概括其特点。江水虽然流动,却难免受两岸人畜的污染,因此,“其江水,取去人远者”,江心水还算是不错的。井水为“静水”,尤其很少使用的井水,缺乏活性,生长其中的微生物破坏了口感,更不利于健康,实不得已而取之,“井,取汲多者”,常被汲取,不断有新鲜水渗入,或许还能用。
四川地区江河纵横,水资源极其丰富。城镇多依水而建,生活用水非常方便。省城成都有府、南二河绕行其间,还有蕴藏丰富的地下水,但因井水含碱量高,只可作为洗涮之用,日常饮食全赖于流动的河水。过去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里,成都城内有一支数以千计的卖水大军,每日清晨,他们便来到府、南二河,取河心之水,肩挑车载,沿街叫卖。成都的茶铺自然也是用河心之水,却又不是直接从河中取来便用,还必须经过沙缸的过滤,滤去水中的杂质,有点土法制作纯净水的味道。过滤后的河水,再由铜壶煮沸,沏出茶来甘甜沁人。因此,成都的茶铺大多挂出了“河水香茶”的牌子,以招徕顾客。

堂倌是茶铺的“店招”

曾经有一种说法:“天下茶馆数四川,四川茶馆数成都”:一是言其多,成都是省城,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茶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二是言其有特色有讲究,除了那些极富艺术韵味的店招,如“掬春楼”、“悦来园” 、“观澜阁”、“呤啸楼”、“停月居”、“会友轩”、“消闲处”……等等,便是茶铺浓厚的人性化氛围以及独特的经营方式,这一切又是从专司泡茶续水的师傅——堂倌的行为举止上得到充分地体现。
堂倌,又称茶博士,民间还尊呼为“幺师”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茶铺无论大小,生意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响亮的店招、雅致的环境、舒适的桌椅和优质的茶水茶具等硬件设施,尤其还要取决于有没有出色的堂倌。虽然堂倌是茶铺中受雇于老板的打工者,但这一角色比起坐在柜台里的老板可要重要多了,他直接与茶客打交道,泡茶续水,迎来送往,全都靠他料理完成,说得严重一点,堂倌才真正是一座茶铺的“面子”和“店招”。
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爆发的那些年,茶铺曾一度被定性为“封、资、修” 的产物,遭到取谛。大约四川人实在太离不开茶铺了,不久便半遮半掩率先从公园等公共休闲场所逐渐开始恢复起来。这时茶铺还没有过往的闲适与舒坦,倒更像一处供路人解渴歇脚的地方,虽然再苦再累,“革命群众” 既不伺候人也不能被人伺候,因此,要喝茶必得自己上柜前排队购买,掺茶续水也必得自己去共用的大保温桶里接放。茶铺里的堂倌袖手于店堂一侧,至多不过搬搬桌椅,收拾收拾茶碗什么的,几乎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这样的茶铺,感觉冷冷的,不那么让人留连忘返了。到了文革后期,在老百姓的千呼万唤下,茶铺能够正常营业了,堂倌们重新操起旧行当,茶铺又才恢复了原有的生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在云南当知青,每年探亲回成都,平日里总爱邀约三、五老同学老朋友上茶铺吃茶摆龙门阵。茶铺照常很热闹,茶铺里的堂倌师傅吆喝着,一只手提着锃亮的紫铜水壶,另一只手夹着大摞的茶碗,动作麻利、行走如飞地满堂子忙活着。当时有一条心照不宣的规矩,每当堂倌师傅续水至桌前时,吃茶的人便要向他敬上一支香烟,以示对其辛勤劳动的尊重(当时香烟是紧俏货,凭号票定量供应)。不一会儿,堂倌师傅嘴里含着香烟,耳朵上夹着香烟,口袋里装满了香烟……,那些敬烟敬得多的茶桌,自然也得到堂倌师傅格外的关照,续水续得特别的勤。如若遇上“不谙此道”的吃茶人,总不见堂倌师傅来自己的桌前,大有被遗忘冷落的感觉。既便偶而过来应付你一次两次,没准儿还会将茶水掺得漫出了茶碗——俗语说:“酒满迎人,茶满驱人”,岂不是下了逐客令的意思!
不过,掺茶续水作为一门基本技艺,要做到收放自如,绝非一日之功。我曾有幸欣赏过成都的方忠钰、吴登方二位师傅熟练精湛的掺茶表演,的确令人心旷神怡。譬如方忠钰老人,年愈古稀,在数十载堂倌生涯中练就了一身硬功夫。五十多年前,刚二十出头的他,就曾于成都市举办的掺茶技艺比赛中荣膺亚军,后还在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中国一绝》电视片里大展身手,将四川茶铺的这一特有的绝活儿昭示于天下。再说吴登方师傅,虽然已是名闻遐迩、桃李满门了,但仍然不辞“堂倌”的身份,坚守在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中。由于对茶铺情有独钟,我常去“鹤鸣” 吃茶盘桓,久之便与吴师傅成为了相知。每次有朋自远方来,总爱带他们去“鹤鸣”坐坐,领略一下四川的茶铺风情。是时,吴师傅必定亲自露上一手:但见他提来锃亮的紫铜水壶,手夹一大摞茶碗(看上去有近二十付),挥手间听得“哐哐哐…”一阵脆响,茶船子满桌绽花,恰到好处地摇晃在我们每人的面前定住,又将盛好茶叶的茶碗放上茶船,左手扣茶盖贴住茶碗的一侧,右手将铜壶一去一收,一道水柱凌空而降,滴水不溅地注满茶碗,紧接着“吧嗒”一声茶盖勾过来盖住茶碗……全部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朋友们看得击掌称绝,我当然也感觉很有“面子”!
四川茶铺的掺茶技艺独步天下,它是堂倌师傅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历练出来的一套行业本领,天天做,熟能生巧,自然与众不同,虽有助于茶兴,却并不以悦人为目的。如果要想通过堂倌这一特殊的行当了解四川茶铺的文化特色,领略了他们精湛的掺茶技艺,仅仅才是个开头。

兰园茶社

在我原工作单位的附近有一座茶铺,因地处成都市著名的新开街花鸟集市,取名为“兰园茶社”。“兰园”的堂子原本不大,但能够从仅仅二十余平方米的铺面房,延伸至百多平方米的街沿,足可摆上近二十张茶桌,容纳上百人喝茶。拜客访友摆龙门阵的,独坐静处打瞌睡的,遛鸟吃闲茶的,做花草生意的……各色人等从早至晚留连其间,生意十分火红。凡来“兰园”吃茶的人,大可不必留意该茶铺老板的模样,事实上我这个在这里盘桓了十余年的“老茶客”,真不知道老板姓甚名谁。但是,“兰园茶社”的当家堂倌“眼镜” ,恐怕无人不晓。
“眼镜”的本名叫李德华,李德华的家乡在四川资中县的铁佛镇,十多年前李德华经人介绍出现在“兰园茶社”刚三十岁出头,身材瘦长,皮肤白晰,戴一副仿银丝边眼镜,十足的书生气,茶客们不呼他的本名,都亲切地管他叫“眼镜”。在“兰园”里随时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唤:“眼镜,拿碗茶来!”“眼镜,抬把椅子!”“眼镜,去隔壁馆子帮我喊碗面条”……。呼唤声非常顺口,也非常顺耳,更非常顺心。当然,“眼镜”的确非常勤快,在茶客们的使唤下从无怨言,整座茶铺就数他最忙活,不但掺茶倒水动作麻利,嘴巴还不闲着,讲着一些诙谐幽默的言语,逗得茶客们直乐。他常说:虽然我大小还是个“官”(谐倌音),却不管民,因为只是个掺茶的堂倌。别看我白日里腰系千吊(收的茶钱),到晚黑身无甩文(如数上交老板了),还是个穷光蛋!
“眼镜” 最好展言子儿。展者,说也;言子儿,即川话中有趣的谚语、歇后语等。展言子儿还被称作“藏鱼尾” ,一句话不说完,留下一个尾巴让听话人自己去猜想,充分体现了四川话生动幽默的语言特色。如赞扬某人为人处事的风格:油炸麻花儿——(干脆);形容对某事不便发表意见:风头上吃炒面——(张不开口);指某人死活不肯认错服输:煮熟了的鸭子——(嘴硬);说某人心怀不轨:耗子佩左轮(手枪)——(起了打猫心肠),等等。“眼镜”的展言子儿功夫可谓炉火纯青,无论是吹捧你嘲讽你,总会让你感觉舒服,或者明知被他洗涮了,却还“喷不出痰来”(意为无话可说)。
“兰园茶社”有一群平时喜欢玩鸟的老茶客,这群人都有着较为严格的生活规律:早起带着鸟儿去河畔、公园等清幽场所遛达晨练,至午时回家吃饭,然后小睡一会儿,约下午两点左右再提着鸟笼子陆续相聚于“兰园”。此刻的茶铺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约二十张茶桌座无虚席,鸟语人声杂伴相存,弥漫出一派快乐详和的环境气氛。赖大爷、俞大爷、张大爷……先来了,不消招呼,“眼镜”很快摆起了茶碗、续上了水。紧跟着王大爷来了,还未坐定,先到的大爷们都要争着为王大爷付茶钱,纷纷伸出握钱的手,冲“”眼镜”大声地呼喊:“收我的,收我的!”而“眼镜”会很自然地从那些伸过来的手上选取一位,然后也喊道:“王大爷的茶钱,裘大爷付了!”王大爷很骄傲,裘大爷更荣耀,其他的大爷们也不失“面子”。如若一会儿陈大爷也来了,刚才争付茶钱的那一幕又会再一次重现……。这种争相为别人付茶钱的行为,过去称作“喊茶钱”,主要是一种礼节,以表示相互的友好和尊重。惟其是礼节,所以也不必真付,除非是特殊的关系或有其它目的,作为堂倌的“眼镜” 非常识趣,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拿捏得十分妥贴。
九十岁高龄的樊大爷总是独个儿喝茶,永远地斜靠着那棵老槐树,永远地含着那支镶着绿玉嘴儿的叶子烟杆儿。大约过去的茶友们都未经受住时光之剑的狙击,纷纷地先他而去了(比如曾经与他相邻而坐的魏大爷,去世时高龄九十九岁),惟留下老人独自品味咀嚼着苦涩回甜的人生。每日上午十时左右,樊大爷的孙子用老年车(带斗的自行车)将他载了来,托付给了“眼镜”,下午六时再将他接走,中午由“眼镜”去隔壁面馆为他喊一碗清汤素面,或从小贩那里买一块芝麻锅魁什么的。樊大爷得了“白内障”,眼神不好使,每次都是哆哆嗦嗦从怀中取出钱包一古脑儿交与了“眼镜”,任由支取,茶钱面钱锅魁钱,仅此而已,从无毫厘差错。若赶上樊大爷的孙子有事不能如期来接,必是由“眼镜”找隔壁邻居借一辆老年车,将樊大爷送回他青莲巷的家中。
近几年俗务缠身,我也很少去“兰园”喝茶了。更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兰园”铺面前百多平米的街沿,被政府搭建起临时的板式营业房,出租给卖猫猫狗狗的商贩们。茶铺退隐于营业房的后面,场地缩小了,与街面之间只留下一条不足两米宽的通道。尽管如此,我每次打这里经过,总还能听见“眼镜”热情、熟悉的招唤:“陈锦,来喝碗茶嗬!” 或者:“是鬼撵起来了嗦!总看你匆匆忙忙的,还是抽空过来坐一坐哈” 。“眼镜” 的招唤声,令我日渐冷漠浮烦的心境,多少添上了一丝儿暖意、带来了片刻的安宁!
不久前,“兰园茶社”已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拆除了,对茶客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生活方式新旧更替的标志性事件,毕竟在它近二十年的经营生涯里同其它街头巷尾的老茶铺一道,见证了“老成都”向着“新成都”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堂倌“眼镜”也曾陪伴着无数好茶之人度过了几多阳春芳华、迟暮之秋……

摆龙门阵

时光流转,茶客换了一拨又一拨,茶铺始终热热闹闹的。
清末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描绘成都人的性情积习:“茶铺聚谈,好造风谣”。这“风谣”一说未免偏执,然“聚谈”者不独成都,整个四川无不如此。
四川人喜欢扎堆儿,哪里有稀罕物、热闹事就爱往哪里凑。曾经有一则笑话:某人闲来无聊,于街心吐一口唾沫后煞有介事地蹲下来细瞧。过往行人感觉奇怪便驻足察看究竟,驻足者众,刹那间形成围观之势。里面的看明白者自知上当却捂嘴讪笑而去,外面的奋力地挤进还想弄个明白,如此围观者越来越多,庶几造成了交通的阻塞……。该笑话既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心态的折射,更是此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习性的生动写照。
凑热闹固然有趣,更有趣者莫过于聚在一起摆龙门阵。坐在茶铺里,一边喝茶将嗓子润着,一边天南海北地吹着,激烈时伴以手舞足蹈,其乐也融融。
摆龙门阵又叫“冲壳子” ,北方话称“侃大山”。据最初的解释,龙门阵特指古代战场用兵所摆的阵式,过去四川民间的说书人常在茶铺中讲述薛仁贵征东时大摆龙门阵的故事,其阵变幻莫测,复杂离奇,讲起来又曲折迷离、扣人心弦,故四川人将讲故事统称作“摆龙门阵”,后来更引伸为凡扯闲谈者均是摆龙门阵了。
我的一个远房长辈,过去家里穷,没有读过书,二三十岁的人连箩筐大的字都不识一个,但他摆起龙门阵来是一套一套的,在我年幼发蒙之初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风神榜》等历史传说的印象,几乎全是来之于这位长辈,还记得他摆龙门阵时那股子口沫四溅的持著劲儿。一次正讲到周公瑾赤壁之战大败曹操八十三万大军的故事,听众中有人故意戏言:“是八十二万,非八十三万。”急得他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露,忙不迭反驳道:“八十三万就八十三万!”而对方坚持说:“明明八十二万,何来八十三万?”正争持不下时,长辈家来人传他回去吃午饭,他气不打一处来,冲着家里人吼叫:“吃饭,就知道吃饭,吃你妈个头!晓不晓得人都少了万打万?”
这位长辈肚子里装着永远摆不完的龙门阵,都是他从小到大从茶铺里听来的。可见,茶铺也是传承文化的好去处,通过摆龙门阵增长了见识,传达了信息,交流了情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川籍文化名人郭沫若曾总结自己深厚的文化功底 ,多得之于家乡的“龙门阵与茶铺” ,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四川人好扎堆儿摆龙门阵的生活习性,成为了促使本地茶铺业繁荣兴旺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

茶铺里有一句俗语:“龙门阵打伙摆,茶钱各付各” ,通常是指原本互不相识的茶客在茶铺中邂逅相处而约定俗成的一种消费方式,但也有专门请客人进茶铺吃茶的时候。
历史上大多数四川人的居家条件并不宽松,过日子也还凑合了,待客则极不方便,客人也感觉拘束。因此,作家李劼人在小说《暴风雨前》中描述道:“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这茶铺也就“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在茶铺中“是可以提高嗓子,无拘无束地畅谈,不管你说的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你尽可不必顾及旁人,旁人也断断不顾及你” 。其身心的放松,别说是在他人的家中,就是在自家屋里恐怕也是绝难做到的。可见茶铺还是极其自由自在的地方。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不能一概而论,老幼尊卑,男女贵贱,有着明显的区分;社会交往时,出于生存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还往往以假面具示人。更何况名利场中的斗智斗勇,虽会有赢家的成就感,却免不了败时的沮丧心,过于顾及利害得失,抹不开面子,放不下架子,一个字:累。但一坐进茶铺,无论你官居高位、腰缠万贯,或者布衣学人、贩夫走卒,纷纷褪去了伪装,展示出人的真性情。如何愉快便如何去做,如何尽兴便如何去说,一句话:释怀了,舒坦了!之所以释怀和舒坦,就因为在茶铺平等和睦的氛围中,你已然是一个平常人,有一颗平常心。

行业茶铺

茶铺可以作为“客厅或休息室”,当然也可以派出许许多多其它用场。比如民国时期,成都有些茶铺就成为了行帮社团或袍哥组织的聚会之所,这类茶铺又被称作“行业茶铺”。如“安乐寺茶馆是粮油业的;下东大街的闲居茶馆是纱布业的;上东大街的‘留芳’、城守东大街的‘掬春楼’、春熙南段的‘清和茶楼’是丝绸缎业的;安乐寺对面新商场茶社、春熙东段江楼茶社、大科甲巷‘观澜阁’是印刷业的;提督街‘魏家祠茶社’是皮鞋业的;商业场的品香是枪支鸦片的交易市场;督院街口的茶馆是全城武师会聚之处;还有的茶馆是同乡会、同学会的会址,像中山公园(今文化宫)的茶馆内就挂着富顺县旅省同乡会、屏山县旅省同乡会等几十个会牌。”(《民国时期的老成都》王泽华、王鹤著)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当你看见茶铺门前悬挂的“XX川剧玩友协会”、“XX街道老年协会”或“XX信鸽协会”等牌子时便不会感觉奇怪了。再如前面提到的新开街“兰园茶社”,虽不完全是从事兰草买卖的场所,因地处花鸟集市,茶社中汇聚着不少生意人,他们干脆将其作为了与买主周旋的“战场”。卖花鸟的和买花鸟的,各自泡上一碗茶,理理性性地讨价还价,做到休闲与买卖两不误。正是茶铺这种特有的人性化氛围,使生意少了一些商战中的硝烟与残酷,多了一点儿世故人情味。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帮“鸟串串”(专以倒买倒卖鸟儿为业的人),为首的三十岁出头,经常穿一件己经很陈旧的黑色皮夹克,带领五、六名二十岁左右的小喽罗以“兰园”为据点做画眉、鹦鹉等生意。平日无事时,大家围坐在茶桌前打扑克赌一些小钱混时间,见有买主来,“皮夹克”一递眼色,喽罗们便蜂拥而上,有的手上提鸟笼充作卖鸟人,有的假扮顾客在买主跟前争着与卖鸟人讲价,还有的装作互不相识的围观者在一旁哄抬行市、推波助澜,好似唱一出大戏,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激将买主的兴趣而促成生意,千方百计将买主口袋里的钱鼓捣出来。

吃讲茶

茶铺作为集会、职介、联姻等临时的场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过去,茶铺甚至是专门提供给产生矛盾的当事人辩明曲直、评说是非的地方,无公堂之形却施公堂之职,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民事纠纷调解所”。
历史上的旧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谓 “王法”,非法律之“法” ,不过是封建皇权意志的集中体现而已。现实生活里,以儒家的礼乐教化和纲常伦理的价值体系作为内核的“理”,一直是判断人的行为举止的惟一尺度,也是维系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的根本法码。汉语成语中有“理直气壮” 、“理屈词穷” 、“理所当然” 、“以理服人” 、“有理走遍天下” ……等不少说法,可见,认“理”而不讲“法”,是旧中国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交通闭塞,从来就给人“山高皇帝远”的感觉。平时悠闲散漫惯了的四川人,都不大理会“王法”的约束,自有一套地方上为人处事的方式。更何况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战乱频繁,今天张大帅去,明日李将军来,各执不同的统治手段,极有可能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因此,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人们一旦发生纠纷,大都忌讳去衙门报官(老百姓也付不起打官司的钱),而是由当事双方在地方上请一位德高望众、“有面子”的人物,充当中间人,一道上茶铺评理调解(民间叫作“摆茶碗”),所谓“一张茶桌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关于这一点,李劼人先生曾有描述:“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消了事(民间叫做“开茶钱”)。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他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他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 (《暴风雨前》)。这就是所谓的“吃讲茶” ,当时在四川民间非常流行,几成时尚。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川籍作家沙汀有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幕“吃讲茶”的情景:当事的一方是表面上“糊涂而胆怯”、但却很有些心计的现任联保主任方治国,另一方则是颇有背景而又“不忌生冷”、“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具有“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爽直火爆脾性的邢大老爷邢么吵吵,缘由是前者居然敢将后者逃脱了四次兵役的二儿子,密告给了新近上任决心“整顿兵役”的县太爷,致使后者的二儿子“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当然,方、邢二人均是“回龙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此结下了很深的“梁子”(怨仇),尤其让从来就无所忌惮、“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抱了一种毫不在意态度”的邢大老爷,感觉尽失了脸面。于是,各自邀约了狐朋狗党,并请来镇上平时懒于出门的陈新老爷主持公道,在其香居茶馆里摆下了一台讲茶,一定要将二人的是非曲直讲出一个子曰来。
“新老爷是科举时代最末一次的秀才,当了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但他的说话还是同团总一样有效。”如此 “有体面”的人物来调解纠纷,想必是震得住“堂子”的。但事与愿违,当方、邢二位各自前去向新老爷陈述了原委之后,大约方主任曾经因几件小事情开罪过新老爷,而此番新老爷又是邢么吵吵特意请来的,主事时难免有所偏袒,加之么吵吵在言语上的过份的挑衅,令联保主任方治国觉得“在全市镇的人家面前受了辱” ,便回绝了新老爷提出的关于由么吵吵出钱、方主任负责找个替身进城去换回邢家老二的处理方案。这样一来,原本己经有所让步并“决然忍受一切” 的么吵吵,终于按奈不住胸中的怒火,冲将上前,与方治国扭作了一团。最后是一方淌出了鼻血,眼晴肿来象毛桃子一样,另一方也不断地吐着牙血,在众人的劝解下才相互骂骂咧咧地停住了手脚……。
如今茶铺中为解决事端大打出手的事情是很少听说了,但家庭、邻里或单位同事之间有了些小纠葛,一道上茶铺喝碗茶,联络联络感情,还是常有的。

吃书茶

吃过了“讲茶” ,再回过头来品品“书茶” :
在成都这座晕染着平民色彩的城市中,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大多还有过幼童时代被长辈领着去茶铺吃书茶的经历:日暮黄昏,晚饭过后,街口上的老茶铺传出了惊堂木敲击桌面的噼啪声,是《三侠五义》的第四十四回“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开讲了。老外公呷着盖碗茶,叭着叶子烟,很快便沉醉于曲折迷离的故事情节里。小外甥坐在外公的膝头上,一边嗑着瓜子、花生等零食,一边也似懂非懂地注视着说书人声情并茂的表演,间或用茶盖子从外公的茶碗里勺上一点茶水喝喝。——月挂中天,当说书人讲道:“欲知后事如何,明日请早,且听我下回分解”时,小外甥早已在外公的怀抱中沉沉地睡去……
说唱艺术历史悠久,从四川各地出土的东汉时期形态生动的说唱陶俑上,可以窥其优秀传统之一斑。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述当时的成都:“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借过生日之机请戏班和评书艺人捧场,必是官宦商贾人家的时尚之举。过去四川称戏曲演员为“蜀伶”,宋人岳珂就说:“蜀伶多能文,俳优率杂以经史”,可见民间艺人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功底。到了清代,在移民文化的推动下,四川的说唱艺术有了更大的发展,那些不断地从外省传入的丰富多采的表演形式与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衍生出许许多多散发着浓郁的四川乡土气息的艺术品类,比如四川清音、扬琴、竹琴、评书、相书、金钱板、莲花落、车灯、花鼓……等,不一而足。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嘉庆年间成都曲艺盛况时道:“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
过去,大多数民间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一般不太可能有属于自已的特定演出场所,要么就地设座,要么游走四方,其生存状态就像他(她)们演出的故事情节一样曲折而朴朔迷离。他们将茶铺作为主要的演出阵地,当然是因为能够满足茶客们精神文化的需求,同时演出的内容形式大多取材于民间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不少艺人在长期的演出历练中风格突出,逐渐成名,茶铺还会为他们设立“专馆”、“书场”,如旧时成都的扬琴大师李德才在协记茶社,竹琴大师贾树三(人称“贾瞎子”)在锦春茶楼,还有北打金街的知音书场、全香居,以及科甲巷的林清茶楼等,都是专听评书的好去处。茶铺借艺人们的表演招徠顾客增加收入,演出时的茶钱比平时略高,高出部分便是艺人们的报酬。
说起评书,四川人好摆龙门阵也好听龙门阵,闲暇时上茶铺享受声情并茂的说书表演是他们的至爱。清末民初有一首竹枝词中唱道:“萧条市井上灯初,取次停门顾客疏;生意数它茶馆好,满堂人听说评书” 。数年前,距我工作单位仅百米开外的南府街也曾有过一座评书茶铺,说书师傅姓张,约六十来岁,讲书时“口条”(舌胎)欠佳,语音稍感含混,听起来感觉费劲,但他学识渊博,言辞动作幽默风趣,拥有不少听众,每日下午二时准时开讲,风雨无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这座外观并不惹眼的评书茶铺,出于对民间艺术的爱好,我也成为了张师傅的一名忠实听众。记得那时凡有外地朋友来成都,我总会带他们来这里小坐,泡上盖碗茶,吩咐堂倌去门口小饭馆喊几样小菜、二两“跟斗儿”酒……,一边吃喝一边等待张师傅的评书开讲。那些曾经来这里被我用茶、酒菜加评书款待过的朋友们,都会向我致以由衷地感谢,认为此番经历必是来成都最大的收获,甚至到今日提及都还会感慨万千。数年中我发现,来这里听评书的茶客大多还是些上了年纪的婆婆大爷们,他(她)们每人都有自已固定的座位,不消说,个个都是老听众。张师傅在台上绘声绘色地讲着,激烈处更伴之以手舞足蹈,听众中也不乏聚精会神、不停地击掌点头者,但仍有不少茶客靠在竹椅中闭眼养神打瞌睡,甚或有时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者——假如下来问他们今天张师傅讲的是什么,肯定回答不出来。类似情形几乎天天如此,甚至总会发生在同样一些人身上。起初我觉得不可思议,要睡觉何不回家睡,定要来这里浪费了茶钱、糟蹋了光阴呢?后来逐渐明白,对于茶客们来讲,坐茶铺的理由绝不单纯是为了吃茶解渴,听评书也不仅仅出于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张师傅所讲的不外乎还是那些“真三国,假西游” 类的传统故事,这些故事曾伴随着他们度过了人生的华年,再熟悉不过,之所以还会反复地去听它,故事的内容早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能营造出一个浓浓的忆旧感怀的环境氛围,茶客们图就图个身在其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叫威廉•蒙塔尔班诺的美国人曾做过一项调查,认为当时的成都还有“大约二十位”评书艺人(其中三名是妇女),他说:“四川省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说书是这个省的地方传统艺术。在这个有两千年历史的省会成都市,茶馆(评书茶馆)里总是顾客满座。那些有耐心的人总是从故事的开头一直听到结尾”。(《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曾智中、尤德彦编)当然,如此的盛况恐怕已经成为了昨日记忆。曾几何时?随着现代文化生活的多样,以及城市居住环境的改造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古老的评书艺术鲜有人喝彩了,艺人们要么故去,要么改弦易辙。我过去常去的南府街评书茶铺也在大规模的旧城拆迁中了无踪迹,整个成都市恐怕很难再找到讲传统评书的茶铺了。不过,既然讲评书听评书是四川人的一项文化传统,它总会寻找到新的方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顽强地延续生存下去。传统评书艺术大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评书、评书,以“书”为本,以“书”的史实、故事为线索,通过声情并茂的表演达到传承文化、娱乐大众的目的。这种方式在当下社会教育水准不断提高和大众娱乐手段无限多样化的现实面前,显然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在传统评书艺术濒临消亡的困境中,一些有志于此的评书艺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评书艺术式样,就是所谓的“现代评书”。 如果说传统评书着重讲“古”,以完整的故事和曲折迷离、张驰有度的情节致胜,有着较浓郁的文学色彩,那么,现代评书则意在论“今”,从现实生活中撷取题材,尤其是将当下社会与老百姓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和人作为评述对象,更加口语化和地域化,体现了四川人爱“冲壳子”、摆“玄”龙门阵的传统习性,不求情节的连贯,但求所评述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细节的真实感受,甚至运用轻松调侃的表述方式,充分展示出四川方言生动幽默的语言特色,达到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此评书式样一出,很受四川老百姓的青睐,从市井茶铺走向晚会舞台再到电视银屏,火得“一塌糊涂”,而且,老百姓还给它冠以了一个很有地方特色的新名头——“散打评书”。

贾派竹琴

再说竹琴吧:
竹琴又称作道琴(情),以竹筒鼓(俗名渔鼓、道筒)、竹简板和碰铃相配合,且奏且说且唱,最初作为道士劝善说道的手段,后广泛流传于民间,逐渐成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说唱艺术形式。四川竹琴讲究吐字正音、行腔落韵有气势,重在刻画人物。唱腔分“苦平”、“甜平”、“怒腔”、“扫腔”和“吟哦腔”等。板式上分一字一板、二流板、三板等。派别又分为“扬琴调”、“中和调”、“坝调”等。四川竹琴一般是由一位艺人自打自唱,也有四五人一组坐唱的,分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曲调由散文、韵文交织组成,更接近戏曲剧本形式。民国初年,梁平、江北(今属重庆市)二县还举行过声势不凡的“竹琴大会”,各路行家云集献艺,轰动一时。 “坝调”竹琴的代表人物贾树三(人称贾瞎子,l894—1951),在其艰难曲折的演艺生涯中博采众家之长,独创贾派绝技,将这门传统的说唱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任《国民公报》主笔的谭创之鼎力相助,贾树三在成都东城根街的锦春茶楼开设了竹琴专场,与邹麻子堂倌的掺茶技艺和司胖子花生米并称为“锦春楼三绝”,名噪锦城,夜夜听众如潮涌。谭先生还特地为茶楼题赠对联一付:
唱罢离合悲欢,回首依然贾瞎子;
拍开风花雪月,伤心谁问李龟年?
据说当年的冯玉祥大将軍,在听完贾树三演唱《李陵饯友》和《三英战吕布》后,不自禁地跨上台去抓住贾瞎子的双手连连称绝。一些文化名流如巴金、胡愈之、谢添等也曾慕名前往捧场。
作为后生,贾树三老前辈我是无缘识荆的,但他的第三代传人、现在而今眼目下惟一的“坝调” 贾派竹琴的正宗代表张永贵,同我已经有了十余载的忘年之交。
1990年6月的一天,从朋友家出来途经镋钯街,一阵婉转低迴的渔鼓、简板的击打声将我引进了附近的一家茶铺,是张永贵张瞎子正在演唱传统竹琴《追杀秦香莲》。故事讲的是陈世美高中状元被招为驸马后,抛弃原配妻子秦香莲。为了阻止秦香莲携子女上京,竟不顾骨肉之情,派出杀手欲置其毌子于死地。在追杀过程中,秦香莲及子女的不幸遭遇终于感动了执行追杀任务的杀手,致使他违背将令而反助她们赴京告状……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演绎出一幕忠义难以两全的人间悲喜剧。
——但见那张瞎子戴一付宽大的墨镜踞坐于高台之上,一边有节奏地击打着渔鼓和竹简板,一边用他那略显沙哑的嗓音且唱且说地叙述着故事情节,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唱浅吟,字字捣人肺腑,声声催人泪下。一曲终了,诺大的茶园子竟鸦雀无声,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似的,数百名茶客被他声情并茂的演唱带入了化境,久久回不过神来!
这一天,我也成为了贾派竹琴忠实的拥趸。
数年中,从镋钯街茶社到东大街与红星路交汇处的某茶楼,我和众多的竹琴迷一道,追随张永贵“转战南北” ,以至于某一日该茶楼突然停业而断绝了张永贵的消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心有旁骛,无暇深究其行踪了。尽管如此,在为生存而痛苦奔波之余,也会不时地于脑际间迴荡出张永贵如泣如诉的竹琴演唱,润我心田,憾我灵府。
不久前,一个遇然的机会得知张永贵又开始在城东牛王庙附近的“梨园茶庄”唱竹琴,我当即问明白地址和演唱时间,一定要去会上一会已经久违了的张永贵老师。梨园茶庄的位置十分偏僻,一路打探,险些错过了开演时间,终于转弯抹角从一片行将废弃的旧厂区中觅得了它的踪迹。说是“茶庄”,其实是一处老工厂俱乐部:百十个残缺不齐的连体木座椅,一个二十米见方的老式舞台,想必舞台上曾经开过庆功会、跳过忠字舞,正襟危坐过一代又一代企业的新老领导们——如今却终于让位于那些从未登上过“大雅之堂”的民间说唱艺术家们。
茶庄门外左侧悬挂着三块粉牌,一块为本星期的演出安排,写着星期一下午唱竹琴,二、四下午为川剧座唱,星期五下午则是四川扬琴演奏;另两块分别为竹琴与四川扬琴的演唱曲目:今天张永贵竹琴唱的是《浔阳琵琶》和《百里奚牧羊》。
从最后一次听竹琴到如今,已然过去了七、八个春秋,张永贵的年龄也六十有八了,但他看上去似乎并无明显的变化:还是那身蓝色的中山装,灰色的长西裤,黑色的朝圆儿布鞋……而那付略显沙哑的嗓音还是那么的高亢悠长。也许是久违了的缘故,当我一听见渔鼓与简板在张永贵的手中有节奏的击打声,一种莫名的冲动骤然而起,直想也作当年冯大将军状,冲上台去握一握张瞎子的手!
两小时的演出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今天共售出二十九碗茶,即是有二十九位听众,按每位听众付出两元钱计,其中一元为茶钱另一元为听演唱的费用。张永贵从茶庄老板手中接过了属于自已的演出所得二十九元钱,收拾好傢伙,准备回家。从东郊的牛王庙乘公共汽车回西门营门口外的五里墩住地,有相当的距离,半途还得转一次车,对于一个盲人,可以想见其艰辛。今天例外,我驾车回家正好与张永贵同道,顺便送张老师回家,举手之劳而己,更何况七、八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趁机叙叙旧唠唠家常,是求之不得的。行车途中,与张永贵聊起了竹琴,也聊起了这七、八年间的世事沧桑。虽然相识多年,对他的身世真还知之甚少:比如他十二岁便师从贾树三的关门弟子赵幼成,五十多年来致力于将贾派竹琴艺术发扬光大,解放后虽注册在成都市东城区曲艺队名下,却始终是一位无正式编制、独往独来的民间艺人,如今依靠政府每月发放给残疾人的救济金度日,偶或以演唱竹琴的收入贴补家用……;再比如十六年前曾娶过带着一名九岁女童的病妇为妻,婚后半年妻亡,至今与已经二十有五仍无固定工作的继女相依为命……;还比如自从七、八年前东大街与红星路交汇处的那家茶楼竭业之后,张永贵一直“赋闲”在家(怪不得“江湖”上再也觅不见张瞎子的踪迹,令我好找!),其实也没有闲着,时常独个儿在家抱着渔鼓、简板且奏且唱,似也面对着万千听众,大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味道,所以当今天再次听到张永贵的演唱,给人以更上层楼的感觉,其奏唱技巧和对词曲的理解越发纯熟精进了。
张永贵是个豁达乐观之人,看上去身体也还硬朗,作为一脉民间说唱艺术的惟一传人,够得上相当的“文物级别”,按“物以稀为贵”的定律,应享受与大熊猫同等的礼遇吧!但现实情况远非如此。记得刚才张永贵奏罢一曲时,赢得台下稀疏却极其热烈的掌声,我分明地听见张永贵深深叹息道:“谢谢各位!要不是大家的鼓励,这些年来我恐怕早就跨掉了”。民间艺人,尤其是作为盲人的民间艺人,生活与艺术的道路是极其艰辛的。常言说艺术源于生活,民间艺术更加贴近生活,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民间艺术家对于生活的感悟,借用竹琴这种特有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那凄婉沉郁的韵味,真是要把人听哭的。我在想:假若某一天,垂暮之年的张永贵一旦走完他人生的艰难旅途,这世上再也没有了正宗的贾派竹琴,那节奏亢进的渔鼓简板声和略显沙哑的说唱,便永远地从成都的茶铺中骤然绝迹,当是何等的搥胸之痛哦!

吃茶听戏

如果说竹琴艺术由于演唱形式的特殊性而选择了特殊的观众群,那么川剧艺术则有着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活跃在城乡大小茶铺里的民间川剧戏班更是受到了茶客们普遍的追捧。
作为全国著名的地方剧种之一,川剧已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据考证,清代之前并无“川剧”一说,是明末清初大批外省移民入川之后,由各地移民带来不同的地方剧种,融会了四川本土的民间曲调,逐渐创造出以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为特色的川剧艺术。可以说,川剧的形成是汲取了各方戏曲的精华,其中昆腔,来自于昆曲;高腔,来自于江西的弋阳腔;胡琴,又分西皮和二黄,源于同属皮、黄系统的安徽徽调和湖北汉调;弹戏,则来自北方的梆子腔;惟有灯戏,是最地道的四川乡土音乐。五种声腔,五个源头,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趋向于地方化和民间化,在四川这片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沃土中生根、开花、结果。
川剧艺术自打创立以来,很快便融入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听川剧、看川剧、唱川剧,成为四川地区最普及也是最时尚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清末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描绘:川人“好看戏,虽忍饥受寒亦不去,晒烈日中亦自甘。”或“街上夜行,口中好唱戏。”甚至“妇女好看戏,不怕被戏子看她”云云。至于川剧爱好者们相聚于市井茶铺,自已摆弄起鼓板锣钹、唢呐胡琴等,清唱几段以过戏瘾,称之为“打围鼓”,或“吼玩友”,算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自娱行为。玩友中有的熟谙音律,精研唱腔,甚至自编剧本;演艺高超者常客串演戏,人称“票友”,过去不少著名川剧艺人如浣花仙、贾培之、陈淡然等,都是从玩友再票友而后“下海”搞起专业来的。有一首《锦城竹枝词》唱道:“梨园全部隶茶园,戏目天天列市垣;卖座价钱分几等,女宾到处最消魂。”其中将“梨园”与“茶园”相并提,可见二者渊源至深,事实上过去川剧舞台大都建在了茶铺之中,“可园”算得成都最早的戏曲茶铺之一,而1912年由一批著名川剧艺人组建的大型戏班“三庆会”,也将演出场所取名为“悦来茶园”,至今成为了成都市的川剧艺术中心。
的确,对于会玩会享受的四川人来说,听戏和喝茶都是享受,一边喝茶一边听戏就愈加享受。一杯盖碗儿,一碟瓜子、花生,靠在竹椅里,嘴巴儿呷着嗑着,眼晴儿半眯着,脑袋儿摇晃着,手指儿随着川剧锣鼓的节奏轻轻敲击着竹椅的扶手……。哪怕日子过得拮据些,这种赛似活神仙的逍遥感不可或缺!作家李劼人在小说《大波》中,描写过一个典型的旧成都市井人物吴凤梧,好不容易弄来了几个钱,那日吃过早饭,过足了烟瘾后,向老婆吩咐道:“快去把钱拿来!呔!多拿一块。早晨在茶铺里听装水烟的矮子说,可园开了戏。我好久没看过戏,趁今天手头宽裕,等老子海顽一天去”。

“火把戏班”

能够有资格在“悦来”、“可园”这样气派的大茶铺中搭台唱戏,自然都是一些经济实力雄厚、名角汇聚的大戏班子。这类戏班的生意相对稳定,数年甚至数十年风雨不动,而那些实力不济的民间小戏班,却常常不得不跑江湖似的靠不停地流动来维系自身的生存。常言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改为“铁打的茶铺,流水的戏班”。因为一般的小戏班子,在某一茶铺里唱久了,能演的剧目也演过了,天天“炒陈饭”,茶客们看见的总是那几个演员的那几付老脸,会逐渐生厌,所以大凡这类戏班在一个茶铺里多则半年,少则一、二个月,就得挪窝子,换一个新的去处,而今天老戏班离开后留下的空缺,很可能明天就会被另一个戏班填补上。现如今,在成都市以及周边县区的茶铺里,随时还游动着十余支类似的小戏班子。当然,曾经在巴蜀大地上红火了近几个世纪的川剧艺术,由于当代多元文化的冲击,渐显出日薄西山的颓势,无论大小戏班子在表演艺术的创新和自身的运作上都深感举步维艰。就拿那些省、市级的国家川剧团来说,早已是不死不活的,排练演出吧,便会有相关费用支出,门票不足以相抵,要想依靠演出经营来解决剧团数十、上百人的生存之需,纯属“天方夜谭”,政府出点钱养着,逢年过节拉出来充充门面、应应景罢了。可是那些民间的川剧班子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的生死存亡完完全全得由演出市场所决定,在茶铺中找市场,尤其是通过在城乡间茶铺里的游动来争取观众,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途径。因此,这类民间的川剧班子又被人们戏称为“火把戏班”。
所谓“火把戏班”,应该有两重含义,其一:历史上的川剧戏班根据自身条件划分为三六九等,势力雄厚的可以有像样的舞台(如悦来、可园以及后来的国家川剧院),齐备的道具,漂亮的服装行头等,演出时的阵仗威风气派;而一般民间戏班子则显得寒酸得多,寄棲于市井茶铺,凡事因陋就简,虽不至于用油灯、火把作演出照明,在硬件和软件(演员的名头和演出经验等)配备上,和那些正规大戏班相比己经是天上人间,因此,这些民间小戏班子以土哩巴叽的“火把”冠之,倒是恰如其份的。其二,与吃“皇粮”的国家川剧团不同,民间川剧戏班的生存,按他们自已的话来讲,遵循的是“三自”原则,即(演员)自由组合,(戏班)自负盈亏,(戏班与戏班之间)自由竞争,最终谁都逃离不了自生自灭。当然,是生是灭,最终得由演出市场决定,受传统自然经济的影响,一年中演出市场也有“旺”“淡”之分,温暖适宜的气候、传统节假日期间、乡村农闲时,坐茶铺看戏的人较多,属“旺”季,届时戏班组成也多,演员收入尚可;遇严冬酷暑,或农事吃紧时,茶客人数锐减,演出市场进入了“淡”季,戏班经营入不敷出,这时许多戏班只好打烊,演员们要么回家“赋闲”,要么另谋生路。这种受市场左右旺聚淡散的现象,好比火把的明灭,成为大多数民间川剧戏班的运作规律,所以,这类戏班就被称为“火把戏班”,演员上戏又叫作“唱火把”,多少还有些自嘲的意味。
认识民间川剧艺人李官禄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那时只要提及“李官禄”的名头,成都市“火把”圈子里无人不晓。因为正是此人在七十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冲破思想禁区,搞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率先点燃了“火把”,重新擎起私营川剧戏班的大旗,成为逐渐遍布成都城乡的“火把”戏班领头人,由他创建的“成都市蓉艺川剧团”后来被同行们奉之为“总火把”。李官禄留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遇事沉着冷静又特别有主见,每次下戏后总爱独自坐在后台一个深深的角落里陷入深深的思考,眼神中透出一股莫以言状的倔犟。他的这种近乎执拗的性情和敢作敢为、独当一面的品行,还为自已在同行中赢得了一个“李门板”的雅号。一次与李老师喝酒,三巡过后一向不擅言谈的他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向我们倾述起戏班艰难的历程以及自己年轻时充满传奇色彩的演艺生涯……,动情处但见他瘦长的脖子上青筋暴露,几乎要炸开来似的,那布满皱纹的老额沁出了朵朵汗花:一种深情,一种执著,凝聚成一股散发出强烈诱惑的人格魅力,令我深深折服。
其实早期“蓉艺川剧团”还是比较辉煌的,以成都通锦桥铁二局俱乐部为演出场所,有正规舞台和数百张连靠背的皮座椅,够气派!对于多年来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的广大川剧迷来说,又可以欣赏到丰富多彩的传统川剧表演,这诺大的剧场内常常座无虚席。但好景不长,短短数年里,戏班子多了,戏迷趋于老龄化,戏剧市场逐渐萎缩,戏班的费用收支难以为继。俱乐部管理方出于经营考虑,将剧场转租给正“如火如荼”的港台武打、言情录像片放映,剧团只好撤离,在距离俱乐部二十米开外的一座自行车改建的茶铺内,继续其艰难的生存。
一般“火把戏班”在茶铺中演出的开支是比较低的,甚至可以免去场租费用。茶铺老板为招揽顾客多收几个茶钱,大多欢迎川剧戏班入驻演出。看戏的人必定要泡茶,从戏班售出的戏票中包含了属于茶铺老板的茶资,棒棒都敲不脱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民间戏班在茶铺唱戏,按时下流行的术语来讲,戏班与茶铺实现了“双赢”。既便如此,有时也会出现大家都很尴尬的局面:那一年的夏季尤其酷热难当,由白玉清师傅组伙的“安岳川剧团”在成都郊区的白家茶铺唱台口儿。号为“剧团”,从团长、演员到敲锣打鼓的总共仅只十三人,已经小得不能再小了,就这么个阵容,居然依旧演出传统大幕戏《白蛇传》。这天我与朋友下午准二时来到了白家茶铺,正好是常规的开演时间。演员们已经化好妆候在后台,开场锣鼓也敲了一遍又一遍。但一直到两点半钟仍不见演员出场,我有些纳闷,环视四周,台上锣鼓虽敲得热闹,但台下百多平方米的堂子里,观众却寥寥无几,细数下来连我和我的同伴共二十位,难怪!正寻思,演员中反串“青蛇”的小伙子赵兵终于走上了前台,首先向着观众席一抱拳,然后道:“各位老辈子,对不住了……”!意思是今天观众太少,收到的茶钱不足以支付演出的费用(民间戏班演员的收入是按演出场次支付),要么大家再凑些,要么就不演了。这倒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依我的性情,直想冲上台去问问究竟?缺多少由我补上,怎么也得让今天的戏演下去吧。大约同伴看出了我的意思,忙将找按住,说:“静观其变,静观其变”。
一个戏班里演员还是要分主次的,水平高的饰重要角色,收入也就高出其他。今天所演《白蛇传》中以饰白娘子、许仙、法海和尙的为主要演员,按时下行情,演出一场不得低于十五元人民币,三个十五就是四十五元。可今天仅二十位观众,每位交三元茶资,其中五角支付茶铺老板的茶叶钱,剩下二元五角才是戏班的收入。这二十个二元五角也才五十元钱,还得除去当天戏台照明用电等杂项开支,余下的部分可想而知。如何分配?戏班毕竟有十三张吃饭的嘴巴呵!瞧瞧堂子里这些观众,大多是七老八十的婆婆爷爷们,他(她)们对川剧艺术的热爱痴心不改,但都不是经济上宽裕的主,该由谁来承担这项本不应承担的追加费用呢?僵持的局面令人难堪,台上台下近五分钟里几无声息。眼见双方都对结局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赵兵又来到了前台,用近乎颤抖的声音向大家宣布:“感谢吴金贵老师帮补了不足的费用,今天的演出马上开始,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久了!”——吴金贵老先生,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教师,老茶客、老戏迷,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数出了四十五元钱,解决了三位主要演员的出场费用。
开场的锣鼓终于又敲响了,今天的戏总算正式开演……
从“火把戏班”的生存处境中不难看出,川剧艺术的土壤就是 “民间”, “火把戏班”的演员也大多来自民间,这一特征为川剧艺术抹上了一层浓厚的世俗化色彩。当文人雅士们或某些权力机构千方百计、一厢情愿地要将川剧艺术往“雅”路上拉时,最终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因为川剧原本就是民间戏,川剧艺术只有走进“民间”、坚持民间化方向才能使这门古老的戏曲式样延续下去,煥发恒久的生命力。

茶铺与茶客

一出戏要想唱下去得靠观众捧场,一座茶铺的生死存亡又何尝不是系于茶客们的关心支持呢?茶客是在茶铺这一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群体,茶铺与茶客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历史上四川人在关于“茶”的问题上一直是比较矜持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只有自已才配称真正的“茶客”。但要真正够得上“茶客”这一称号,其行为方式和精神境界都得经历相当的修炼。因为在茶客们身上凝聚着千百年来国人对茶与饮茶的深刻的理解,透射出一方水土深厚的文化积淀乃至丰富多彩的世风民情。
那么,何为“茶客”呢?
顾名思义,茶客必定是与茶有关系的人,但与茶有关系的人并非都是“茶客”。比如种茶制茶之人是为茶农茶工,运茶售茶之人是为茶贩茶商,他们都是为茶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离不得“开门七件事”,即油、盐、柴、米、酱、醋、茶,可见茶的消费是多么重要的内容。但作为茶的消费者,可以在家里喝茶,也可以在办公室喝茶……对茶的偏好再持著再讲究,只能算作 “嗜茶之人”。历史上还有过“茶人”之谓,如汉代时的司马相如、杨雄、王褒,唐代的陆羽,宋代的苏轼,明代的唐寅,清代的曹雪芹,以至近代的孙逸仙、鲁迅、老舍等,他们不但嗜茶,尤其懂茶,为中国茶道精神的树立和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茶农、茶商也好,茶人、茶客也罢,仅一字之差,却蕴藏着多么不同的文化涵义哦!
我以为,所谓“茶客”,是相对于茶铺而言的。按传统的主客之分,茶铺为主,喝茶人为客,二者之间是提供消费与消费者的关系,凡走进茶铺的消费之人即是客,都可称为“茶客”。过去的四川人,无论襁褓中的婴儿还是年愈古稀的老者,恐怕鲜有没有进过茶铺的,就此意义讲,四川人都是茶客。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移民去了纽约,因为有早已在美国定居的父毌关照,生活和工作都很顺利,自然衣食无忧,但每每打来越洋长途向我大吹特吹“外面的世界很精采”之后,都会遗憾得近乎悲痛地长叹一声:“就是莫得茶铺!”只要是四川人,无论去到天涯海角,总是抹不掉与身俱来的“茶铺情结”。当然,我们关注的还不是这类广义上的茶客,而是那些以茶铺为家,甚至视茶铺为自已精神依托的人们。这类人作为个体,他们形态各异;作为一种现象,构成了一个颇具声色的文化群体。了解了这群人的所作所为,就相当于了解了四川的茶铺。
首先,作为地道的茶客,坐茶铺是一天中的头等大事,既便有急事不得已耽搁了,也要想方设法抽出哪怕是一点点功夫补上,这种每天必进茶铺喝茶的行为叫作“吃例茶”。对茶客们来讲,坐茶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嗜好,简直就是生命链条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如果说,坐茶铺好比人每天都得吃饭睡觉,那么,顿把饭不吃、次把觉不睡尚可忍,若哪一天不让坐茶铺则孰不可忍!只有每天坐进了茶铺,喝上一杯热滚滚的盖碗茶,才叫舒了心、顺了气!我工作单位的一位同事曾向我描述过,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嗜茶如命之人, “文化大革命”那些年,茶铺被视为封、资、修的产物、藏垢纳污之所,招至取谛。没有茶铺坐,可苦了这位老兄,成天坐卧不安,饭也少吃,话也少说,日渐萎顿……。后来茶铺终于恢复,他如获大赦一般,一头扎进茶铺,未来得及拣椅子坐下,便冲着柜台长声幺幺地猛喝一声:“泡-茶-”!震聋发聩之势,像是倾倒出长期积压胸中的一口郁闷之气,生命终于复苏,生活从此又有了光彩。
还有人形容,茶客与茶铺之间好比是鱼儿与水的关系,鱼儿离开水无法生存,茶客怎能没有茶铺呢?前面提到过的我的灌县老家的幺外公就是这样的老茶客,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临晨四、五点钟起床,踏着尚未消褪的夜色去茶铺喝早茶;到得八、九点钟,茶瘾烟瘾过足了,才回家吃早饭;早饭过后在家看看书、拾掇拾掇花草什么的,中午饭后小睡一会儿,约下午两点左右又走进了茶铺,这一坐往往就是日落月升之时,要不是幺外婆差十姑娘前来招呼他回家消夜了,真还不知道会盘桓到几时?甚至从早到晚在茶铺中泡一整天的情形,也是常有的。
通过数年的考察,我将茶客依据其不同表现划分为三种类型:功利型,享乐型,无欲无为型。

功利型茶客

这类型茶客坐茶铺的理由非常简单明确,有直接的实用目的。要么为了生理需求而来:买碗茶解解渴,肚子饿了,从小贩那里弄点零食充饥,到晚上茶铺老虎灶的瓮子中勺些热水洗脸烫脚,这种人常年家中是不举火的,靠着茶铺解决日常生活,倒真是将茶铺当成自己的家了。要么借茶铺做买卖谈生意: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帮着开餐馆的朋友弄些古董来装饰店堂,认识了几个古董商,他们每次约我看货论价必是在送仙桥的某茶铺里,因为送仙桥附近有成都著名的“文物市场”,我发现凡来该茶铺吃茶之人一定是与古董有些关联,旋一打听,原来这家茶铺的老板也是个古董商,茶铺就是专为那些买卖古董的茶客们开设的。还如早些时候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每遇学校寒暑期,便成为了争聘教师的“六腊战争”,聚集着全成都市以及附近县乡来这里征求教职的茶客们。至于旧社会袍哥大爷在茶铺中设码头“办公”,一般人家来茶铺会友请客,或邀上中间人摆“讲茶”评道理等等,当然都有着强烈的实用色彩,以茶客论之,均脱离不了功利的干系。

享乐型茶客

这类型茶客坐茶铺就是为了听评书看戏搓麻将冲壳子摆龙门阵,一句话:找乐子来了。
在四川,优越的自然条件,历史上“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汉书.地理志》),人们养就了乐天率性、保守知足的生活习性,形成崇尚奢娱、追求逸乐的民俗传统,这种习性和传统在茶客们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通常驻有民间戏班的茶铺,每天下午都有川剧演出,往往是些固定的茶客观众,而其他曲艺节目则大多于各个茶铺轮流上演,尽管演出地方不同,演出形式不同,却仍然可以是同一批茶客观众。比如竹琴演唱是每周一的下午在一心桥梨园茶庄,扬琴演出周二晚上在义学巷茶楼,说评书的周三下午在南府街茶铺……四川清音则周日下午在大慈寺茶社,喜欢曲艺的茶客相互邀约前往捧场,每天遇上的都是些熟面孔。其中有一位茶客痴迷于张永贵张瞎子的竹琴演唱,十余年来,从镋钯街到东大街再到一心桥,张永贵唱到哪里便跟到哪里,每次都手提一部小录音机将演唱记录下来,说是晚上睡觉前再听听,该老兄如此持著的行为,当今娱乐场中疯狂的追星族们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
四川人喜欢称打麻将叫“搓麻将”,在他们看来,“打”字未免太笼统太抽象亦不文雅,而一个“搓”字,则惟妙惟肖地传达出了此种娱乐行为悠然洒脱的性质。每每提起搓麻将,茶客们的眼睛会为之一亮! 虽然麻将并不是四川人发明的,更不为四川所专有。据考证:麻将也称为麻雀牌或雀牌,最早源自于殷商时期的“博戏”。所谓“博戏”,是一种用几支叫“箸”的长形竹制品和若干棋子作为器具的游戏,以投掷竹箸比大小赢取棋子,最终以获得棋子的多少定胜负。至明代天启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叫“马吊牌”的玩法,它是一种纸牌,所谓“马吊”,意为马有四脚,缺一不可,因此玩“马吊牌”需要四人一起玩。全副牌为四十张,分为十万贯、万贯、索子、文钱等四种花色。具体玩法为每人先取八张牌,剩余八张放在桌子中间,四人轮流出牌、取牌,以大击小……。明末清初,广东一带这种纸牌己经演化为用竹子或铸铁板做成的长方形色牌,它就是现在的麻将牌的雏型了。再后来宁波等地,色牌又进一步发展,其形状和玩法与今天的麻将牌差不多了,并在向全国推行的过程中逐渐臻于完善。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受移民文化的影响,四川人善于接纳,尤其对于好玩的东西,是决不会放过的。麻将一经传入四川,就像种子播向了适宜它生成的土壤,很快生根开花结果,硕壮繁衍得彷彿原本就是土生土长,压根儿不是什么“舶来货”。会玩麻将的外省人往往看不懂四川人打的麻将,因为四川人打的是“四川麻将”,是经过改造后更适应四川人情性的玩法了。比如早先麻将(所谓“老麻将”)的玩法是东南西北、红中、白板、发财等一个都不能少,玩起来比较繁复,有数十种番可数,节奏当然也就慢许多,虽然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但四川人觉得这种玩法过于老道,太麻烦,不够爽,便率性将这些带字的玩艺儿全然废掉,而为了避免重庆人“推倒和”(即逗拢就和牌)的简单和仓促,又保留了“打缺”,即筒、条、万必须做缺一门才可和牌,以及只“碰”不“吃”,带“根儿”加番、“买马”等多种规则,较适度地增加了游戏的花样。现如今花样还在不断翻新,什么“唱歌跳舞”、“勇往直前”、“血战到底”,甚至“血流成河”……,听起来怪吓人的,却正好折射出四川人喜新厌旧、于平淡中寻求刺激的娱乐心态。时至今日,“搓麻将”实实在在成为了四川最具影响力、最最普及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室内屋外要搓,田间地头要搓;家中单位要搓,行车路上要搓;结婚办丧事要搓,生小孩祝大寿也要搓……当然,坐茶铺更要搓。有人说四川民情是“嗜麻成风”,搓麻将成为“全民运动”。甚至还有人将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戏称为“麻都”。我听过一则笑话,说是一次从外省飞往成都的飞机上,一乘客问空中小姐何时可到成都?空中小姐笑答:快了,听到一片搓麻将声时,就是成都到了。这确实仅仅是一则笑话而已,空中小姐更不会以如此有损成都人“面子”的形容来回应乘客,不过几年前成都市政府曾下过一道通令,禁止在街头路旁、露天的公园及河滨茶座打麻将,说是为维护成都对外开放的城市形象,不能让外地人误以为成都人成天只搓麻将不干正事似的。茶客们自有过“麻瘾”的办法,专门为喜欢搓麻将的茶客开设的“麻将茶铺”几乎在每条小街上都能找到。一张麻将桌四条腿四个人四碗茶,茶钱另计,麻将牌租金上、下午各四元,晚上十元,牌友间多少会有些“赌金”往来,意不在求财,更在于娱乐,通常结账时,大家的茶资和麻将牌租金均由赢家支付。到今天有所谓“机麻”出现了,洗牌和砌牌全由机器完成,尽管科技含量高,蛮省力的,但没有了“搓”的过程,总让人感觉少了些什么?
除了看演出搓麻将,茶客们寻求享乐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对于他们来讲,茶铺原本就是一片乐土。虽然,这类型茶客坐茶铺都是围绕着一个“乐”字,但骨子里仍然脱离不了追求功利的目的,“乐”本身不就是一种极大的功利么?

无欲无为型茶客

还有这样一类茶客,他们走进茶铺既不为了解渴,也不需要办事,更无所谓寻乐,生活中就是离不得茶铺,只要一有空便来到茶铺,没有空也要挤出空来去茶铺坐坐,我们将这类茶客视作无欲无为型,大约我的幺外公就属于此种类型的茶客了。前面提到过,在茶铺吃茶有所谓吃“讲茶”,吃“书茶”,或吃“生意茶”,吃“社交茶”,甚至吃“工作茶”、“娱乐茶”等等,无欲无为型茶客来茶铺吃茶则叫作吃“闲茶”。有一付对联描述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寻乐,拿支烟来”。可见吃茶本就是一种闲,而吃“闲茶”,则更是“闲得没有影儿”,“闲”到哪里去了呢?是“闲到心里,骨头里”去了(朱自清语,见川文艺版《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过去在成都有这样一种情形:一条街上分布着五、六家茶铺,这家在讲评书,那家正打围鼓(川剧座唱),还有的在看电视,当然更会有玩纸牌、搓麻将的……但也有什么都不做的茶铺,各人面前一碗茶,干坐着,甚至话都不多说。仔细瞧茶客们的眼神:安闲,空泛,凝滞还带有一丝儿迷茫,似有所思却未必有所思,眼珠儿在动,却什么都不看,头脑里仿佛是一片空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专门吃“闲茶”的茶铺,这些吃闲茶的茶客中或许就有无欲无为之人。
说到闲,还得从内外两个层面上来分析:
首先它是一种外在的状态。如说旧时成都的闲人多,就是指过去作为一个典型的内地消费型城市,有许多处于无所事事的闲散状态的人群。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黄炎培先生旅川,曾根据自已在成都的见闻感受作过一首打油诗:“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三个人猪狗象一例俱全,四个人腰无分文能把麻将编,五个人花样繁多,五零四散,回家吃酸萝卜泡冷饭。”真是将当时社会上闲人们的百无聊奈之态描绘得淋漓尽致。不过,四川从古至今茶铺业的兴旺,是与闲人现象相关联的,是闲人们构成了茶铺的基本消费群,只要你走进茶铺,便会感觉到一个“闲”字仿佛刻在了每一位茶客的额头上,就此意义讲,没有闲人便没有茶铺。闲人可以成为茶客,但这里的闲人之“闲”,只是无所事事之闲,未必够得上无欲无为。
再说闲的另一个层面,这一层面上的“闲”,指的是一种内在的性情。前不久看到一则为某品牌衬衣所作的电视广告,广告词只有一句:“何时归去,做一个闲人?”从表面上看,大有“能闲天下人所不能闲者,方能忙天下人所不能忙”的意思,以“出世”的姿态揭示了一个“入世”的主题。但它的更深一层的涵义,未必不是针对社会上某种物欲膨胀、人心浮燥的现象,表达出了对于超然物外、散淡平和的精神境界的向往。这里的闲人之“闲”,是“闲云野鹤”之闲,“闲雅飘逸”之闲,发乎于心灵深处,真够得上无欲无为了。在中国的饮茶史上,古人认为茶所具有的清心明目、醒脑益智的特殊功效,与传统文化中“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吻合,通过饮茶可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品味到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明代人屠隆在《考槃余事》中云:“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说的是饮茶可以修身养性,历史上甚至还有“茶能助禅”、“茶能悟道”等说法。四川茶铺中,所谓的吃“闲茶”者,多是一些清心寡欲之人,他们与世无争,豁达知足,擅于通过茶饮精心营造属于自己心灵的悠闲气氛,从而进入到无欲无为、无为中有所为的人生至高境界,他们应算是得了传统茶饮文化之三昧,可谓茶客中之高人。
从功利型,到享乐型,再到无欲无为型,三种类型,三重境界,作为一个茶客,能够倾其一身之功,修炼至无欲无为,实乃人生之大幸!

生死茶客

自20世纪80年代末,我与茶客之间便开始了“亲密接触”。最初是将他们作为摄影的对象,应当说是有着浓厚的功利色彩的。经过数年的往来,我从一个居高临下的观照者或“猎奇者”,逐渐学会了与茶客们平等相处,从行为和情感上与他们不分彼此,终于为他们所接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近些年,随着时代变迁,大城市中传统意义上的老茶铺几近绝迹,我也因生存之需为俗务所累,常处于一种烦扰状态。但凡稍有闲暇,便忙不迭打电话邀约相知的同学、朋友,甚至独个儿,去近郊硕果仅存的老茶铺里坐一坐,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与茶客们在一起,远离世俗的虚伪与冷酷,身心得以放松,似乎也找回了失落于喧嚣尘世间的自我,感觉人心是那样亲近,生命是那样详和!
前不久,同一位朋友去温江寿安镇吃茶,遇上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寿安镇本不算大,虽然逢上了赶场的日子,因农忙时节,前来做买卖的人不多,已经不够热闹的石板街越发显得寥落了。但寿安街上的茶铺子却一如既往地热闹:十来张茶桌,打川牌(又称“长牌”,现多见于四川农村)的,搓麻将的,摆龙门阵的,甚至还有吃闲茶的……座无虚席;老虎灶上蒸腾起白色的水雾,矮个子幺师提一把铜壶夹一摞茶碗,敏捷地穿梭在茶客们之间,整个堂子里弥漫着浓烈的叶子烟(四川本土产的旱烟)味和浓厚而嘈杂的乡音,不知谁个的画眉鸟打起嘹亮的响曲,让原本十分热闹的茶铺更有了十二分热闹。突然间,镇口上传来一阵荡荡悠悠的哀乐声,并渐渐地由远而近,是一列由百十人组成的送葬队伍吹吹打打地行了过来。当队伍来到茶铺门前,停下,有人从茶铺中搬出一张茶桌和一把茶椅,置于街的中央,然后请幺师泡上一杯热滚滚的花茶,端着灵牌的孝子们齐刷刷地跪倒在了茶桌前……,原来,是一位故去了的陈姓老茶客在入土为安之前,到他生前经常光顾的茶铺喝阳世间的最后一碗茶了。
——什么叫茶客?这才叫茶客。茶铺伴随了茶客一生,对茶铺的依恋,至死而不能释怀!我那嗜茶如命的幺外公已经去世多年了,但那年同他一道去茶铺喝早茶的情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此情此景令我不由得有一种冲动,真想下一个清明节到坟头上探他的时候,也一定要为他泡上一杯盖碗茶。

“喝加班茶”

如果将茶铺与茶客比作互相依赖、彼此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茶铺靠茶客得以生存,茶客借茶铺实现其生命的价值,那么,还有一类人,即那些围绕着茶铺将其作为谋生之地,专门为茶客们提供各种各样服务的小商贩、手艺人,就成为了茶铺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往来游走于茶客之中,靠辛勤的劳动赚取几个小钱聊以度日;累了渴了,坐下来喝一口茶客离去后剩下的茶水,这种一碗茶水前后易主的现象叫作“喝加班茶”,所以那些在茶铺中营谋生计的小商贩、手艺人又被茶客们诙谐地称呼为“喝加班茶的角儿” (喝加班茶要遵循一定规矩,即只能喝没有盖的茶,因为茶未盖表明主人已经离去,不再需要这碗茶;而且还不能端起茶碗直接喝,应该用茶盖从碗里舀出茶水来喝,以示卫生。)。真别说,茶客们的确离不得他们:嘴馋了,有小贩及时送来瓜子、花生、桃片、油饼、脆麻花、叮叮糖……;烟瘾发了,装好烟丝、烟卷儿的水烟袋、长烟杆儿递到手中,还点上火;据说旧时暑热天还有扛着大蒲扇专门为茶客扇风送凉的“卖风匠”,按扇风次数计价,一百次一个铜板,一整天扇下来够买几个锅魁的,劳力价贱呗!还有卖报的、卖药的、卖针头麻线的,或唱小曲,测字算命,推拿按摩,修指甲擦皮鞋,理发等等,应有尽有;最引人注目的数那群随时将手中的大铁夹子弹得“嗡嗡”作响的掏耳匠们,当然大铁夹子主要是他们的招牌,另有多达十余种的掏耳工具,掏起耳朵又是夹又是刮又是涮的,看上去怪吓人,但他们的动作精细利索,被掏者绝无性命之忧(外地人不了解,见此情形往往会心中犯怵),很受茶客的欢迎——别以为茶客们当真想清理耳朵,只图个从掏耳时半睡半醒的状态和麻酥酥的感觉之中,品尝些难以言传的快意罢了!
前不久,陪同浙江来的朋友去到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吃茶,刚一落座,就有好几个掏耳匠前来吆喝生意,其耐心游说的功夫,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我和朋友都无意于享受掏耳的乐趣,却饶有兴味地同掏耳匠们拉起了家常。他们说,掏耳朵是一种很严谨的技术活儿,还得讲究卫生,才有益于茶客的身心健康,当然了,价格也不菲,本地人么,一次五元,外地人收十元,要是遇上老外……嘿嘿!我调侃他们这种不一视同仁的收费方式,可别因此撮脱了自己的生意,糟踏了咱们四川茶铺的声誉哈。后来,他们认真地告诉我们,过去掏耳匠这一行属下九流,往往被人看不起的,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干?如今操此业的人多了,竞争激烈,喊的是价,还的才是钱,收费不规范倒也不假,都是“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弄的,其实,谁不希望明码实价,用自己正当的劳动,换取一口公平饭吃呢!
他们的一席话真还让我肃然起敬。

庶民之饮

四川茶铺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地方民俗文化现象,身处四川以及从四川出去的文化人,很少没有赞誉过它的。但凡反映四川传统民间生活的文艺作品,包括文字的、影视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跨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离不开“茶铺”。著名川籍作家沙汀说过:“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祖父的故事》),可见茶铺对于四川人和四川的文化有多么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将四川茶铺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从而揭示出它特定历史阶段中丰富的人文内涵,尤其是传统的四川茶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的今天,就更加显得紧迫和重要了。
二十余年来,我用自已的方式关注着四川茶铺的变迁,不妨以一个“茶客”的身份,将它当作“龙门阵”摆一摆——
如果说四川茶铺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在这一大家族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曾经有人认为过去四川人喝茶不够讲究(相对江浙和闽粤),四川的茶铺显得过于朴野甚至“俗陋”,基本是没有什么“文化”可言的。因此长时间来不被国内主流茶文化学界所重视,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这说明,部分人对咱们四川人喝茶和四川茶铺缺乏深入了解,甚至对于“文化”这一概念的认知也是不够科学、全面的。其实,说到“文化”,已经是一个滥得不能再滥的问题了。据不完全统计,从古至今,全世界各个领域,各门学科从各自的角度,给“文化”下的定义多达260多种。比如德国人说:文化是指人类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內,依据他们的能力在同周围环境斗争中,以及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创造的成果(语言、宗教、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手工业…等);再如法国人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包括艺术、信仰、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为社会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一切其他规范和习惯;还有人说:文化就是文明,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全部,即人类创造的总和;更有人说:文化就是知识,读书识字就是“学文化”,书读得多就是“文化水平高”,所谓“文化人”,当然就是指有较高“教养”之人……,云云。这叫做不说倒还明白,越说反而越糊涂。但是,要想就一个事物的认知取得一致,总应该具备尽可能统一的前提。只有对“文化”这一概念有了共识,才可能就某一文化现象做出正确的阐释。我们知道,“文化”最初是作为一个人类学概念提出来的。近代人类学解释,所谓“文化”,是指完全由后天造成的(即非遗传性的)某一社会的成员共通的、约定俗成且被传承下来的行为方式(或叫模式)。比如造房子的方式属“建筑文化”,种稻子的方式属“稻作文化”,娶媳妇的方式属“婚姻文化”,种茶、制茶、饮茶的方式都属于“茶文化”的范畴。当然,“茶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它包含了种茶的文化,制茶的文化和饮茶的文化,以及一切与茶有关的人的行为。更进一步说,在饮茶的问题上,文人有文人的行为方式,普通百姓有普通百姓的行为方式,无论雅俗,都不能够排斥在“文化”的门槛之外。
中国茶文化由传说中的神农时代为发端,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茶叶最初的被发现、利用是因为它能够“入药”,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饮品之后,从单纯的生理需求跃升为内在的精神需求,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正统思想便始终贯穿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那些以领导中国茶文化潮流自居的文人儒士们,将茗饮作为一种显示高雅素养,寄托感情,表现自我的艺术活动刻意地追求、创造和欣赏——“雅”,自然就成为了传统茶文化追寻的精神实质。饮茶史上曾出现过所谓“分茶”、“斗茶”、“功夫茶”等茗饮现象,大多是文人士大夫们的习性所好,追求雅趣的表现;至于历代文学领域里极尽华美之辞谱写的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更能体现出他们的澄心净虑、超然物外的人生理想。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明代冯正卿在《岕茶笺》中总结出品茶的“十三宜”和“七禁忌”。
所谓“十三宜”:
“一无事”,有闲功夫;
“二佳客”,趣味高雅之人;
“三独坐”,神定气闲,怡然自得;
“四吟诗”,诗助茶兴;
“五挥翰”,濡毫行书,泼墨作画;
“六徜徉”,闲庭信步,幽径寻芳;
“七睡起”,酣梦初醒时;
“八宿醒”,茶能解宿醉;
“九清供”,有佳果佐茶;
“十精舍”,空灵而雅致的环境氛围;
“十一会心”,天人合一,功德圆满;
“十二赏鉴”,以饮为品,得茶中三昧;
“十三文僮”,有教养的茶童相伴役茶。
所谓“七禁忌”:
“一不如法”,烹茶不得方法;
“二恶具”,茶具不净洁雅观;
“三主客不韵”,主客举止粗鲁,互不相谐;
“四冠裳苛礼”,流于繁文缛节的应酬;
“五荤肴杂陈”,茶性本清,勿与腥膻相染;
“六忙冗”,俗务缠身,缺乏品茶所需的工夫;
“七壁间案头多恶趣”,品茶环境恶劣。
这一条条关于茗饮的方法、道理,全是围绕着一个“雅”字而展开,其精神内涵与日本茶道讲求的 “四规”宗旨,即“和、静、淸、寂”如出一辙。但是,对于“雅趣”的追求虽然始终贯穿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却不能因此将传统茶文化全部划归入“雅文化”的范畴。饮茶史上,以“雅趣”为目的的茗饮方式,仅仅是众多茗饮方式中的一种。当茗饮由少数权贵和文人儒士们的专利,成为了寻常百姓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具有一种世俗化的倾向,而茶铺便是这一倾向合情合理的产物。若依照 “雅文化”的标准,茗饮在于“玩味人生”,体现为一个“品”字,认定“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所以品茶时“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明.《茶录》),人越多也就越不能品尝出茶的内在精神。然而,茶铺却是地地道道的聚饮的场所,它需要旺盛的人气和热热闹闹的氛围。可以肯定,作为茶铺的老板,客少则不能持续地经营;作为茶客,茶铺没有了热闹的氛围则不具吸引力。所以无论对于经营者还是茶客,来茶铺吃茶的人越多越好。人多了难免喧闹嘈杂,自然就缺乏“雅趣”,与“雅文化”提倡的静寂儒雅的茗饮方式相去甚远,如此,我们不得不将作为传统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茶铺划归入“俗文化”的范畴,这里的“俗”,当然是世俗之“俗”,因为坐茶铺就是世俗生活的重要内容。得承认,迄今为止每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著述,毫无例外地将追求“雅趣”视为茗饮惟一的主流方式。虽然也会涉及到茶铺(或称“茶馆”),大约嫌它沾上了“俗”的腥膻味儿,当要介定其在饮茶史中位置的时候,总给人欲言又止甚或躲躲闪闪的感觉。其实,中国茶文化发展嬗变至今,已经建构成一个多元化的、雅俗共存的开放型体系。以中国山川之盛,民族之多,文化形态之丰富,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岂能够一以概之。从饮茶史的角度看,早期茶叶属稀有珍贵之物,进贡给皇家成为宫廷饮品,皇家除自已享用外,还会赏赐给有功之臣以示褒奖;而豪门官场中也将请茶、赠茶作为相互应酬、显示身份地位的时尚之举,我们将这类流行于所谓上流社会的茗饮现象称之为“权贵之饮”。前面提到过,由于茶本身具有升清降浊、醒脑益智的自然属牲,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中庸”、“五行协调”等思想相吻合,通过饮茶可以体验到明心鉴性、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所以得到了历代文人儒士们的推崇,他们将饮茶作为一项高尚、优雅的艺术活动来刻意地追求,因此,饮茶时不仅要讲究茶好、器佳、水优、环境适宜和烹沏得法等,尤其还对饮茶人的道德操行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不妨将这类文人儒士们的颇具赏玩、自娱性质的茗饮行为誉之为“雅士之饮”。如果说茶铺作为聚饮的场所,是茶趣由贵族化而文人化并终于走向大众化的产物,那么构成茶铺中茶客主体的寻常百姓将茗饮之事涂抹上浓厚的世俗色彩,成为一种大众行为,体现出普通人的价值追求,如此,我们还可以认为,茶铺之饮即是典型的“庶民之饮”。过去常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若撇开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与它的政治含义,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人民群众的意愿最终会左右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把握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大多数人的态度和行为绝对不可等闲视之。但迄今为止中国的整个一部饮茶史都是围绕着权贵和儒雅之士们展开的,何时才会有一部属于寻常百姓自已的、真正 “庶民之饮”的饮茶史呢?
四川茶铺堪称饮茶史上“庶民之饮”的代表,其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平民化、世俗化氛围,无愧于中国传统茶文化大家族中重要的一员。我们从四川茶铺的演变历程及其鲜明的文化特色上,可以窥其中国庶民饮茶文化之一斑。

茶铺与“茶道”

说到饮茶的文化还不能不说到茶道。广义的茶道可以囊括茶文化涵盖下全部的人的行为,我们通常所讲的“茶道” 应该属于狭义的范畴,归入饮茶的文化。概括地说,所谓“茶道”,就是饮茶的道理、方法及其应当遵循的规范;是随着人们对茶的认知和饮茶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被赋与特定文化内涵而总结出来的一套完整的饮茶程式。曾经有一部日本电影《吟公主》,该片的故事情节围绕着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茶道宗师千利休一家的坎坷经历而展开,其中贯穿了所谓“茶道”精神和种种有关茶道的内容。可以看出,茶道作为一种品茶技艺,于日本国民生活中无处不在,对其整个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塑造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国的茶道,自然也贯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但不同地区和民族都按照自已的生活习俗赋与它不同的地域特色,形成众多流派和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真所谓南北不同,东西各异。四川茶铺的饮茶程式,既遵循了中国传统茶文化的“茶道”精神,又执著地表现出四川特定的民风民俗和四川人固有的习性所好。因此,要了解四川茶铺的“茶道”,既要将它放在中国传统茶文化这个大背景上来考察,还要将它放在四川地域文化这一特定背景上来分析。如前所述,四川茶铺中舒适的竹椅方桌,极富人性化理念的“三件头”盖碗儿茶具,情有独钟、幽香四溢的茉莉花茶,沙缸滤水和老虎灶、铜壶烧水的方式……,以及堂倌师傅们精湛的掺茶技艺等,这些属于四川茶铺特有的“茶道”的表现,无不铬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的印迹。

“无所谓”的场所

客观讲,过去在四川,绝大多数进茶铺的人都不是冲着喝茶而来的,所谓茶客之意不在茶,在乎茶铺的氛围和特殊的社会功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虽然四川茶铺的饮茶程式——“茶道”,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但要真正把握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的四川茶铺,关键之处不在“茶”上。換句话说,无论是介绍四川茶铺或者要想了解四川茶铺,都不能过份执拗于喝茶本身,因为茶铺中的茶客们对喝茶这件事大多较为随意,甚至随意得不那么讲究:乱点脏点哄闹点,只要是茶,便宜就行,其它全是无所谓的。这个“无所谓”,大约就是四川茶铺在中国茗饮史上只能处于从属、非主流地位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拿四川话来说:管它啥子“主流”、“非主流”,只要有茶铺子坐,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这个“无所谓”,无疑道出了四川人的某些性格特质,也揭示出了四川茶铺的文化特质——四川茶铺的的确确就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场所。
既然什么都无所谓了 ,还有什么有所畏呢?
君不见,茶客往茶铺里一坐,翘上二郎腿,端起盖碗茶,品味着一天中最最幸福的时光,其神情是那么的悠闲自在、心安理得,那么的与世无争、散淡平和……人生尚有何求?那年我在法国巴黎遛达的几天里,邂逅了曾经来成都留过学的几位法国朋友,当一提起四川的茶铺,他们流露出的那份赞许和依恋就像是说到了久别的情人。他们极力向我推荐巴黎的咖啡馆,说是来巴黎不去坐咖啡馆就相当于到了成都不去坐茶铺一样,枉自了,因为咖啡馆文化跟咱四川的茶铺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这两种分别处在东西两个半球的文化现象是很难同日而语的,毕竟地域的,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差异决定了巴黎人与成都人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体现在吃喝拉撒这些日常生活行为上,必定也是大异其趣。巴黎的咖啡馆我真还常去,在咖啡馆里我所感受到的那份精致和优雅,就象徜徉在凡尔赛和枫丹白露,法兰西文化的这种精致而优雅的氛围无处不在。相比之下,过去成都人的生活要粗疏简朴得多,四川的茶铺也处处充满着浓厚的俚俗之气,从茶客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率性和随意较之法兰西的浪漫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品格。尽管如此,巴黎人之坐咖啡馆与成都人进茶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在追求闲适散淡的状态和充分享受人生上却又殊途同归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朋友格外地喜欢咱们四川茶铺的根本缘由。
当然,传统的四川茶铺毕竟是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它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民情的需要。在它身上,无疑残留了许多深深的旧时代的痕迹。过去人们将坐茶铺又叫作“泡”茶铺。一个“泡”字,惟妙惟肖地刻划出了茶铺中某些吃茶人的状态形貌。因此,有人认为:泡茶铺舒服倒是舒服了,但人的进取意识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给泡没了;茶铺简直就是一个浪费光阴、消磨意志、滋养懒惰的场所。更有人说:“吾人劳心劳力,终日勤苦,偶遇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已瀹茗深谈,固无不可。乃竟有日夕流连,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诚可慨也” !可见成天无所事事,以泡茶铺为乐、甚至以茶铺为家的行为,已经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不过,作为当代人在对传统茶铺中某些消极现象持批判态度的同时,或许还能够悟出一点人生的道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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